1938年，毛主席欲阻止王明去武汉，周总理等人为何还支持王明？

发布日期：2025-04-14 20:43    点击次数：200

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面对关乎存亡的关键时刻，红军进行了必要的重组，确保合适的领导者上位。自1932年宁都会议后，毛主席一度被边缘化，但此次会议后，他终于重新获得了实际领导权。

许多人的观念里，毛主席在那之后被视为持续的领路人，全党团结一致向前迈进，然而实际情况果真如此简单吗？

实际上，抵达陕北地区后，毛泽东经历了一段时期，其间“政策决策局限在延安范围内”。这是由于之前导致红军遭受重创的王明回到了国内。

王明与“左倾”观念有着紧密的关联，他长时间居住在苏联，并在某个阶段被视为苏联及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中的代表人物。

在早期阶段，全球各地的共产党组织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共产国际的地方分支机构。它们在接收共产国际的支持与帮助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其限制和影响。

博古与李德抵达中央苏区后，他们依据共产国际的权威指示，盲目推行王明的“左”倾策略，导致红军遭受重大损失。鉴于此严峻形势，红军被迫踏上了漫长而艰辛的长征之路。

尽管毛主席在苏区建立与扩大方面贡献卓著，但在当时留苏派掌握话语权的环境下，他亦感力不从心。

提及此事，可谓是命运眷顾红军。长征期间局势动荡，导致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暂时丧失，这使得王明等人无法继续远程控制国内局势。正因如此，遵义会议成为了历史的关键转折点。

当毛泽东带领队伍历经艰辛抵达陕北并稳定下来之后，他们重新建立了与苏联的联系。紧接着，斯大林再次试图介入中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在涉及苏联利益的问题上作出妥协。

1937年8月21日，苏联与中华民国南京政府达成了《中苏互不侵犯协定》。根据该协定，苏联向国民政府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支持，目的是协助国民政府牵制日本的侵略行动。

然而，斯大林对毛主席心存顾忌。毛主席始终坚持在统一战线中倡导独立自主的原则，并未完全依赖苏联的支持崛起，这在斯大林眼中意味着一种难以驾驭的局面。

并且，毛泽东同志坚持的自主立场，有可能对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产生波及，进一步影响到日本在东亚地区的势力扩展。鉴于此，斯大林决定派遣王明重返中国，任务是“协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在保持必要“自主决策”的范围内行事即可。

1937年11月29日，王明联合康生、陈云、曾山等在共产国际任职的代表抵达延安机场，毛泽东率一众延安干部前往迎接。尽管毛泽东之前因王明路线受过影响，但此次为双方首次会面。

出乎意料的是，王明开口的第一句话便透露出权力更迭的意味，他声称他们是由共产国际及斯大林同志派遣而来，并指出之前的认知有误，实际上应是他们向毛泽东同志表示欢迎。在场众人听后，心中都不禁掠过一丝不祥的预感。

王明归来未及半月，便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的一次重要会议，人们习惯称之为“十二月会议”。在此次会议上，他彻底推翻了之前洛川会议确立的持久抗战、游击战术及独立自主的三项基本原则。

在会议上，王明对聂荣臻积极开拓根据地的行动提出了批评，同时也对主张独立自主的毛主席表达了不同意见。就连曾撰写过《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的少奇同志，其观点也未能幸免于王明的批评，尽管他与苏联及北京方面有所联系。王明坚持认为，“所有事务都应通过统一战线来处理”，“一切行动都需服从统一战线的安排”。

简而言之，王明的意图是改变毛主席的决定，以此建立自己的权威。由于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出席会议的干部大多对他心存敬畏，甚至有些人当场开始反省自己的行为。

毛泽东一度面临孤立境地，他事后回顾道：在那次十二月的会议上，有真诚之人被误导，并进行了自我反省，认为自己有误。那时，我身处孤立。对于其他事项，我都有所让步，但在坚持持久战、游击战术以及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自主这些核心原则上，我始终立场坚定，毫不妥协。

尽管只有他依然坚守，但这孤注一掷并无多大效用，因为多数人已经改变了观念，废弃了先前的策略。

会议进入尾声之际，王明意外地公布了一份新的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提议名单。在这份名单中，遵义会议所确认的周恩来、博古、王稼祥被剔除，仅保留了张闻天和毛主席。此外，王明还提议加入自己、陈云以及康生。

这一行动出乎大多数人预料，但并未有人出面表示异议。见既定目标已达成，王明便于12月18日偕同博古、叶剑英启程前往武汉，与国民党进行协商。

那个时代，苏联的影响力极为显著，即便毛泽东主席领导队伍完成了长征这一壮举，拥有苏联背景的王明回国后依然能够掌握权力。对此，主席只能无奈地说：自十二月会议之后，中央的实际运作已经大打折扣。

谈及影响力，毛泽东在延安时期颇为显著，因此王明前往武汉亦是一项策略。抵达湖北后，王明自视为中央代表，频繁借中共中央之名对外发表言论。此外，他取代了周恩来总理的职位，亲自出任中央长江局书记一职。

由于他拥有苏联背景，其他人对此都保持了沉默，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王明掌控核心权力后，全面遵循苏联的方针政策，宣扬“单一政党、唯一领导、统一思想”的理念，同时实施了一系列令人难以理解的行为。

持续当前态势，革命的前景将极为有限，鉴于此，毛主席采取了双重策略：一方面派遣任弼时前往苏联阐述当前局势，另一方面努力劝阻王明前往武汉。在延安，至少还能维持对诸多事务的有效管理。

会议闭幕之际，毛泽东提出建议，认为王明不宜继续留在武汉任职，随后政治局成员就此进行了投票。不过，王明获得了周恩来、博古、项英及陈云四位同志的赞同，加上他自己的一票，共计五票支持。

对于王明前往武汉的提议，仅毛泽东、张闻天、康生三人持反对意见，遵循多数原则，王明依然顺利启程。周恩来总理虽然对毛泽东颇为敬重，但在这一问题上却站在了支持王明的立场。

这其中包含三个层面的因素。首要的是共产国际所具备的广泛影响力。当时，中国共产党在诸多方面仍需苏联的支持，因此，周恩来总理也不得不与王明进行协调配合。

另外，王明在武汉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他与国民党的高层建立了密切联系，经常与政界要员及宣传工作者进行交往，为中国共产党争取到了更多的展示机会。

相较于其他做法，悄然建设根据地的行动往往难以被察觉，也难以获得他人的理解。这便是现实中不可避免且令人无奈之处。

三是周恩来总理原本对游击战持保留态度。在洛川会议上，当毛泽东主席提出“依靠自身力量开展山地游击战”的策略时，起初，多位高级干部，包括周恩来总理、彭德怀将军以及林彪将军等，均表达了不同意见。

他们计划通过机动战术来提升红军的声誉与位置，对此，毛主席以平和的态度成功说服了大家。第三项策略与第二项有所共通，一项关乎名声，一项侧重实效。主席的思考着眼于长远的未来，因此他常感孤独，往往不被众人所理解。

倒是那位在抗大任教的李德，尽管已失去权势，却看得更为清晰：遵循王明的那一套策略是行不通的。王明意图将华中长江局变为“第二个政治局”。

值得注意的是，王明成的命运与共产国际紧密相连，既因它而兴，也因它而衰。当任弼时抵达苏联，他向共产国际汇报了王明在延安中央争取权力的各种行为。那时，王明曾经的支持者米夫已失势，而共产国际的新代表季米特洛夫对王明并无好感，因此迅速给出了恰当的建议。

同年七月，王稼祥自苏联返回，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新指示：据季米特洛夫所言，应确立毛泽东同志为中共的领导核心，他是在实际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合适人选。至于其他人，则不必再争取领导职位。

王明对此事毫不知情，在得知王稼祥归来的消息后，竟要求王稼祥前往武汉传达指令。这一次，大家并未迁就他，毛主席直接通知王明，中央定于8月28日召开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要求他务必按时抵达延安。然而，王明依然显得傲慢，直至9月10日才缓缓现身。

得知季米特洛夫的言论后，他仿佛被猛然惊醒，态度随之发生了转变。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并未持续对他施加压力。相反，他首先为那些曾受王明排挤的人士恢复了名誉，接着确保每个派别都能得到公正对待，明确表示，无论过去的立场如何，支持过哪条路线，只要愿意承认错误，就不再追究过往。

随后，王明曾经的坚定支持者博古都转变了观念，他同样获得了重用，这体现了主席的宽宏大量。

众多事务往往蕴含双重性质，以共产国际为例，若论其负面，却也难以忽视其在初期所给予的重大经济支援，并在组织结构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谈及关键时刻的南下北上争议，正是共产国际代表张浩传递了关键信息，才使得张国焘摒弃了错误观念。

然而，若论及他的正面影响，必须指出，早期中央苏区确实遭受了不小的损害。王明归来后，也引发了一系列动荡……

实际上，必须根据具体情况来制定策略，只有与中国实际相符合的政策，才能持续推行，确保革命事业最终取得胜利。从这一点来看，毛泽东主席当年的决策过程充满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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